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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滴川雷诺阿的城市与市民

2019-02-28 02:33:01

刘滴川:雷诺阿的城市与市民

1874年,当一批青年画家的画作齐聚法国巴黎的“无名画家”画展,没有人知道,这一刻,欧洲乃至于全世界的艺术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旧青睐着那一抹温婉的笔触:印象主义,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欧洲现代艺术走在起点处的宝贵记忆,更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与文化隔阂的,纯粹的视觉之美,一种无需解读的美。当非议与赞誉归于历史的今天,我们才得以以一种更平静、理性的心态和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印象,发现印象主义独有的光与色的美学文化内涵,而这其中就包括雷诺阿、城市与市民的关系问题。

19世纪是人类工业文明史上个城市化的春天。与其它西方国家同步,法国真正的工业城市化高峰恰恰就在印象主义形成的1850年代至1880年代之间。由于科技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国家生产力的全面提高促进了人口增长,而工业聚集的城市由于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可能和更好的现代化生活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农村人口,这使得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851年时,在法国境内的城市居民约有910万,1881年时达1370万……1851年时,城市化的推进使城镇人口占到25.5%,1881年时则占到34.8%。”新产业以其巨大的活力改变着旧的经济格局,这使得传统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促成了工业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毫无疑问,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雷诺阿的影响格外显着,他原本出生在法国古城利摩日,那里曾经是中世纪时法国西部的宗教中心,也是18世纪以来以瓷器生产而闻名的瓷都。然而,受到工业化浪潮的冲击,手工制瓷作坊大量倒闭,以画瓷画为生的雷诺阿不得不改做其他画工,他在巴黎从事过窗帘画工、咖啡馆装饰画工等等,与许多新的巴黎移民一样,迅速成为了与工业城市相匹配的新市民。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巴黎经过一系列的扩建,城市面积扩大了一倍,到80年代时,已由60年代的12个区扩大到了20个区。同时,如公路干道、高层住宅、文化娱乐设施、自来水管和污水系统等等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和城市建筑极大的改善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卫生条件,这使得城市在成为一种不断扩大的人类公共独立空间的同时,既愈见成为一座生态的孤岛,又使得生活于此的市民对城市化和现代化充满了信心。因此,居住在高层建筑群中的市民越来越难于轻易获得与自然直接交流的机会,这一方面成就了市民群体一种生态回归的隐性情感诉求,同时又让这种诉求根植于城市文明上。正是以此为社会背景,莫奈、雷诺阿等印象派画家所倡导的“移步户外”,不仅仅是将画架从画室里搬出,而是将画架搬到了巴黎郊外的村庄巴比松,在城市的边缘寻找倾城的自然之光。

显而易见,钟情于光的效应是印象主义画家共同的艺术风格。1870年,29岁的雷诺阿跟随莫奈在巴黎郊区塞纳河附近写生,创作了着力表现水与倒影的名作《青蛙塘》,这标志着他印象主义风格的形成。但此后,与绝大部分印象派画家不同,雷诺阿创作的风景画数量远不如人物画多。他曾经说:“自然之中,决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贫困的乞丐是平等的。”他的人物画不仅继承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不断深化的启蒙精神,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船上的午宴》、《红磨坊的舞会》、《戴草帽的女孩》等名作,还是他所擅长的儿童和裸体女性,他画面中的人物都来自于新的社会阶层,工业城市的市民、巴黎的市民,或者更准确的说,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的写生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中任何宗教画、贵族肖像画当中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由于1851年湿版摄影术的问世终结了以“摄影”为目的的写实主义肖像画,人物画得以成为画家真正的主观意向的创作。

此次,以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艺术臻品展为契机,包括《船上的午宴》、《戴帽子的施瓦茨》、《夫妻划船》和《红磨坊的舞会》等一大批雷诺阿珍品将来华展出。雷诺阿是印象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法国艺术家。而时光荏苒,今天,当我们身处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城市化进程中,置身后工业时代的超级城市里,或许一百年余年前的那一缕倾城之光,正是我们渴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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