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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呼唤

发布时间:2019-08-19 10:15:51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2002年,随着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热播,剧中男女主角施暴与受虐的变态故事,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之声和同情之泪。

2002年,随着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热播,剧中男女主角施暴与受虐的变态故事,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之声和同情之泪。这部首次以反家庭暴力为主题的国内电视剧,在揭开温情面纱下丑陋真相的同时,也使 家庭暴力 这一颇为隐秘、长期忌讳的社会问题,进入了全民热议的公共视野。

2015年8月,随着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正式进入立法机关的初审程序,持续多年的反家暴立法终于走出了关键一步,迎来了历史性的节点。

与电视剧的艺术控诉相比,立法行动无疑将为反家暴提供更有力的武器。那么,面对传统、观念、现实等诸多因素所共同培植的恶之花,呼之欲出的反家庭暴力法,能否真的保卫家庭的安宁、实现以法制暴的理想呢?

本期聚焦关键词:反家庭暴力法

 

家暴猛于虎 我国家庭暴力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无全国范围的准确统计。近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家暴投诉,每年均达4万至5万件次,且呈持续增长之势。另据全国妇联调查,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8100万个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占总数的 0%,其中90%的施暴者系男性。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对部分地区的一项抽样调查则显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4.7%。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许多受害者不愿、不敢或不能投诉,大量的家庭暴力仍然湮没于冰山之下。

在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妇女无疑是受伤普遍、惨重的群体。2010年全国妇联开展的第三次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显示,24.7%的女性曾在婚姻生活中遭受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5.5%的女性明确表示遭受过殴打。这意味着,每4名已婚妇女中,就有1人是家暴受害者。2014年1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更显示,18至49岁、曾有过伴侣的女性中, 9%曾遭受来自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在遭受身体暴力的女性中,40%曾受伤。

与妇女相比,儿童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往往容易被忽视。但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南京男童遭养母虐待、黑龙江女婴体内被恶父扎入缝衣针、南京女童饿死、杭州小学生因抄作业被生父打死等恶性事件却证明,儿童也是家暴的主要受害群体。2010年全国妇联的相关调查就显示,我国家庭中有 .5%的女童和52.9%的男童在此前一年曾遭受父母体罚。201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此前三年公开报道的 00个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例的样本分析则显示,近八成施暴者系孩子的亲生父母,17.72%的未成年人曾长期反复受到伤害,其中持续时间长的竟达14年之久才被发现。

另据统计,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遭受家暴虐待的发生率为1 . %。在一些地区,家暴受害者中的男性比例也已升至近15%。

从近年来的调查分析看,我国家暴数量不仅居高不下,致伤致残致死的恶性案件日益增多,而且施暴程度恶劣化、施暴手段多样化的趋势日益强化。除了殴打等为常见的身体侵害外,侮辱谩骂、冷漠忽视、限制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精神暴力、性暴力、冷暴力也开始不断加剧。

传统认识中,家庭暴力被视为更多发生于农村地区和低素质人群,但近年来的事实却表明,家暴已呈现出不分地域、文化、贫富的普遍性特点,不断向城市和高知识阶层蔓延。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接到的热线投诉就显示,半数家暴施暴者是文化程度高、职业层次高、社会地位高的 三高 人士,其中不乏电视台主播、电影导演、博士生导师甚至政府高级官员。近年来曝光的家暴典型案例中,南京虐童案的养父母便分别具有记者和律师的 知识 标签。卷入 家暴门 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更是戴着教育专家的桂冠。

被称为 家庭之癌 的家庭暴力,对家庭、社会都是一种致命的灾难。家暴不仅严重威胁受害者的人格尊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直接破坏家庭这一社会组成细胞,引发婚姻破裂的恶果。据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约40万个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数量达10万个之多。尤其是在离异者中,家暴比例更是高达47.1%。

另一方面,目睹或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往往具有焦虑、厌世、自卑、孤独等严重心理疾患,轻者影响学习和生活,重者发生暴力的代际传递,使家庭暴力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统计显示,在暴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成年后使用家暴的概率是一般孩子的15倍。而在青少年罪犯中,有10%生活在家暴环境中。

尤其是,一些受害妇女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绝望下,终走上以暴抗暴、血腥杀夫的解脱之路。全国多地女子监狱的统计均证明,女性罪犯中因遭受家暴而犯罪的占有极高比例。尤其是杀夫型女性罪犯,更是十有八九因遭受恶夫家暴而诱发。以至有人如此形容其悲剧性的人生: 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

 

中国式观念流毒 从表面看,家庭暴力是个体的野蛮行为,但其幕后凶手,却是传统观念流毒所导致的集体无意识。

千百年来, 夫为妻纲 父为子纲 等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精神桎梏,不断孕育、传续着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暴力观念。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 , 打老婆不犯法 之类的 天理 ,让恶丈夫们找到了暴虐妻子的道德 合法性 。而 棍棒出孝子 不打不成器 之类的 古训 ,又让 虎爸狼妈 们视暴力教育为天经地义。

施暴者有传统观念撑腰,受害者同样中毒不浅。在 家丑不可外扬 等观念的绑架下,同时由于施暴者威胁、自身懦弱、顾虑家庭及孩子前途等种种因素,大量家暴受害者选择了默默忍受、委曲求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一项调研就表明,涉及家暴的民事案件中,仅有15.1%的受害者有过求助行为,多数受害者都忍气吞声了事。另有调查显示,家暴受害者平均遭受 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家庭暴力的 合法性 ,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性思维定势。 夫妻没有隔夜仇 床头打架床尾和 等民间观念磨灭了起码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甚至成为家庭暴力的卫道士。颇为典型的事例是,河南一名农村妇女因长期遭到丈夫殴打和 待,多次向警方求助,当地派出所所长赶到现场处理时,竟遭到村民的横加阻拦和围攻,其理由就是: 老婆送老公蹲大牢是大逆不道。 有村民甚至编了一段顺口溜加以嘲讽: 派出所,办法多,深更半夜听墙角;好民警,人真奇,问案专问床上戏;大丈夫,也真冤,打打老婆也坐监。

尤其需要反思的还有社会组织、公权部门的观念误区。 清官难断家务事 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成了社会和公权不愿介入的真空地带,令诸多家暴受害者陷入邻里不管、单位推卸、司法消极的重重困境,终丧失求助的信心和希望。一位女性曾如此描述她遭到丈夫暴力殴打后的遭遇:当她拼命挣脱跑到阳台上大声呼救时,那些平时热情洋溢的邻居全都装聋作哑,有的甚至把本已打开的窗户紧紧关上。事后她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却认为这是 家务事 ,并要求拿出验伤报告才可以介入。她又跑到丈夫单位投诉,对方却称: 这是家庭内部矛盾,单位没法插手。 来到居委会求助,对方答复也是 爱莫能助 。

在现实生活中,与家庭暴力的真实数量相比,被曝光、被处理的家暴案件为数寥寥,大量家庭暴力仍然遮蔽于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正是富于中国特色的传统观念流毒以及由此带来的弱者的退让、公众的漠视、公权的回避,在客观上纵容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蔓延趋势。

 

漫漫立法路 家庭暴力之所以在我国成为一大社会公害,除了传统观念的遗毒,立法缺失也是一个根本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法律制度并未确立 家庭暴力 这一概念。家庭暴力只有达到虐待程度或造成死亡、重伤等后果,才会得到法律追究。大量未达犯罪程度的家庭暴力,实际上游离于法律的控制之外。

事实上,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全世界有25%至50%的妇女都曾遭受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联合国的调查则表明,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曾遭到配偶或伴侣的殴打、 待等暴力。在此背景下,自1979年以来,联合国相继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准则,以督促各国展开反家暴行动,并由此激发了反家暴立法的潮流。截至2012年,全球已有125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的立法禁止家庭暴力或妇女暴力,其中制定专门立法的就有80多个。

在我国, 家庭暴力 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公共视野始于1995年。这一年,由北京承办的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将家庭暴力列为12个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以此为契机,我国反家暴政策和立法逐渐起步。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引入了 家庭暴力 的概念,并增设了一系列相关条款。这一立法突破意味着,大量昔日逍遥法外的家庭暴力,将与虐待、遗弃行为一起,从此套上法律的 紧箍咒 。此后,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2012年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均增设了反家暴条款。

在地方立法建制层面,早在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就出台了反家暴地方性政策。2000年,湖南省又通过了首部反家暴地方性法规。截至2015年,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台了反家暴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另有90多个地市制定了反家暴的政策文件。与此同时,反家暴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等等也不断面世。比如,2008年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极大推进了反家暴行动。2015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则为反家暴刑事司法首次提供了全面指导。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国反家暴立法虽然初见成效,却日益暴露出立法分散、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等缺陷。尤其是,现有的反家暴立法并未真正确立国家干预的立场,更多侧重于事后惩治,预防制止家暴、保护救助受害者的机制严重不足。

普遍的共识是,家庭暴力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关系,受害者很难自我摆脱。因而反家暴立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惩罚施暴者,而是必须跨越公法、私权的界域,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介入,融合成包含预防、制止、救助、惩罚等环节在内的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我国已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公约,同时又是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发起国、签署国,能否制定一部契合国际标准的反家暴专门法律,已是兑现国际承诺、提升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

在此语境下,反家暴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八届全国人大以来,历年全国两会均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相关议案和提案。自2008年起,全国妇联连年向立法机关建言,呼吁制定一部综合性反家暴法。

与此相伴的是自发性 立法 行动。早在200 年,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就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立法机关递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2011年,该组织和全国妇联又分别向立法机关递交了反家暴立法建议稿。201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提交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提案,同时还附上了相关草案。

作为回应,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正式启动相关立法论证。201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列入本届立法规划,立法由此进入快车道。

2014年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引发举国关注,并成为次年全国两会上的焦点议题。2015年8月24日,正式成型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

至此,社会呼唤多年、期待已久的反家庭暴力法,终于走到了破局成真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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