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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会为文革后第二个成立的民间组织

发布时间:2019-06-06 09:01:31 编辑: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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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红学会没有经费、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在市场环境下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或许需要妥协。但对于参与了整个筹建过程的胡文彬,他对红学会的期许并不一样:红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文革”之后第二个成立的民间组织。胡文彬和几位同年四处奔走极力促成,因为他们有个想法:通过一个共同的学会,使一个经过多次论争而分裂、分散的红学界,在新时期下得以凝合起来。

1950、1960年代两场论争

86岁的李希凡是个慈祥的老人,问到59年前他与同学蓝翎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发难文章,他微笑着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改变对俞平伯的研究的看法。他的考证偏于琐碎零散,忽视了《红楼梦》整体的思想、艺术价值,看不到这本小说的无所不包、深刻真实。”

但在1988年的《我与〈红楼梦〉》中,他曾说:“这两篇文章,今天看来,是粗疏幼稚的,不值得文学史家们认真推敲。但在当时,它们却是两个青年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复杂文学现象的一种努力。”

矛盾的记忆碎片,在红学史中不算鲜见。1954年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引发了红学界的大震荡。但与其说这两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红学的革命,不如说它们代表了革命的红学:是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后作为编者按发表于《人民》,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根据南大文学院教授苗怀明的整理数据,相较1952年的5篇,1953年的10篇,1954年、1955年全国发表的红学论文分别为284、188篇。而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收录这一时期的讨论文章129篇,分为四册。一二册批评胡适与俞平伯,三四册则论述《红楼梦》的艺术、思想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讨论的学者文人,很多并非专于此道,如郭沫若就坦言自己抱佛脚读的李、蓝雄文,与其说是讨论红学问题,不如说是对胡适派的敲山震虎,以及文化界的站队表态。

因为讨论不再需要以红学为由,而直接转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全面批判,1956年全国发表的红学论文又落到了29篇。直到在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前夕的1962年春,考据派实力此际集中展示。《光明》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发了吴恩裕、吴世昌、周绍良、陈毓罴、周汝昌等人的13篇考证文章,各路大家对曹雪芹究竟卒于壬午还是癸未或是甲申年各抒己见、相互驳难。

1970年代

微妙空间

但这两次讨论仍集中于知识界,“全民评红”的出现,要等到1973年10月,毛泽东表示《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相比前两次讨论仍囿于知识精英阶层,1973年的评红则在的倡议下,轰轰烈烈地普及全国。1974年,见诸全国报刊的评红文章达319篇。

历史的吊诡在于,相比绝大多数“封资修”书籍的被禁,《红楼梦》因毛泽东的青睐,与毛选、鲁迅及部分革命作品一样,属于“文革”中可阅读的范围;而相比多数学术研究在“文革”中的暂停中断,在众声喧哗的评红中,却有一些微妙的空间,供红学研究生长。“评红”时期,周汝昌、吴恩裕等均有考证文章发表,一些内部参考资料甚至选上了新旧红学论争时期的文章,1954年被狠批的俞平伯,其《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都因“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此时再版。

共和国的第二代红学家多数也起于斯时。冯其庸涉足红学的篇文章,还是1973年11月以北京市委写作小组之名“洪广思”发表的《〈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到次年,他已开始用真名在《文物》发表考证文章《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而后更成为文化部《红楼梦》校订注释小组(下称校订小组)副组长。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发行较大、影响较广,但所凭底本为程乙本,相对80回的《红楼梦》抄本改动较大。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呈毛泽东及相关领导阅览,发现庚辰本与通行版本存在很多不同、“削弱了反封建的战斗性”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为此给江青办公室写信,建议重新校对《红楼梦》。

校订小组因此于1975年春正式成立,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袁水拍任组长,李希凡、冯其庸任副组长,从全国范围借调13位学者参与。

当时的人民出版社胡文彬是校订小组成员之一。这时期的专家们往往赋闲在家,胡文彬与师兄周雷常常上门向吴恩裕、周汝昌、吴世昌等先生请教,也接触了李希凡与蓝翎。

1980年代

学会成立

“文革”结束,校订小组随之暂停工作,借调人员基本都返回原单位,不久后项目重启,蔡义江当时已出版《〈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也被调入后期的校订小组。1982年,校订完成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蔡义江本做诗词研究,偶入红学若许年,只是因为“文革”期间他所任教的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被工宣队进驻,各调研室抽人做《红楼梦》注释。因为普遍反映古诗词难懂,蔡义江也在抽调之列。

为了一次性把事情了结回归正业,蔡义江在五遍之上又多读了两遍《红楼梦》:“感觉里面的诗词曲赋不光是文字注释上的问题,跟整个小说情节、伏线设置都有关系,然后也把我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一起塞进去。”

当时他没想到,这本书能从1975年开始长销至今,“改头换面”在好几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已逾百万。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跟《红楼梦》竟然“还完不了”。1970年代末,他从杭州被借调到《红楼梦》校订小组,并随之办学刊、建学会,从一个古诗词专家,成了红学家。

决定成立《红楼梦学刊》的时候,校订小组方遇到三个问题:规模多大,人手何来,怎么跟社科院沟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研室,社科院亦有以俞平伯为代表的一批红学专家,且之前学术观点上也不乏摩擦。因为胡文彬等人年轻愿出力,又没有参加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论战,由他负责与社科院沟通。《红楼梦学刊》辑在1979年8月出版的,12月又加印,当时发行8万并不奇怪:作者名单里,茅盾、王昆仑、俞平伯、姚雪垠、启功、王朝闻等都赫然在列,不难看出《红楼梦》所延续的学术地位。

学刊成立后,红学会也开始进入议程,1980年7月,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在会上成立。(许荻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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